（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中产阶级已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不同群体间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虽然美国的政治家们惯于把“平等”“公平”挂在嘴边，也常以此标榜其制度的优越，但事实上在当前的美国社会，群体间的贫富差距正在不断加大，不公平感不断扩散，资本主义体制的深层次矛盾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美联储（FED）最新公布的资产净值数据等从侧面证实了美国社会的“不均衡”发展。超级短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被（财富增长）抛下”的现象已蔓延至除最富有10%外的所有美国人。截至2018年底，美国中上阶层的净资产占美国总资产的比例大幅下降。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些的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从35.2%下降到29.1%，大部分的财富都转移到了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可以说，四十多年来，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美国60%黄金年龄劳动者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而最富有的10%人群的收入翻了一番，顶端的1%人群收入增加了两倍。在1970年代，90%的子女收入比他们的父母高，但现在却只有一半的子女收入比他们的父母高。美联储一项研究显示，40%的美国人在紧急情况下甚至连400美元都很难筹到。

当前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已达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资本力量日益集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曾撰文称，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已创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造成这种高度不平等的成因与相关制度推动之下的市场势力的日益集中关系密切。例如，在一个又一个部门中，从猫粮这样的小商品到电信公司、有线电视服务供应商、航空公司和技术平台这样的大公司，如今少数几家公司统治了75%到90%的市场，甚至更多。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导致占支配地位的公司能够剥削客户，压榨员工，而员工自己的议价能力和法律保护则遭到削弱；另一方面，随着头部企业的崛起，其对受金钱推动的美国政治的影响能力也随之增强，系统变得更为僵化，更为对企业有利，但对于普通公民而言，要寻求更加公平或有利于自身的待遇就变得愈发困难。

若任由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继续，极有可能带来新的经济危机。从历史上看，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源于群体财富差距的扩大。因为富人的购买力是有限的，而穷人群体基数的扩大会令社会整体消费大幅下滑，当整个社会“转不动”了，经济也就陷入了危机。倾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一些超级富豪会要求政府向自己多收税。如，七八年前，巴菲特曾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停止照顾超级富豪》；近期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始人达里奥也公开说，美国群体财富差距越来越大，才是“国家紧急状况”。

可见，贫富差距加剧带来的系列不平等问题已成为美国社会的顽疾。这不仅与美国政客口口声声宣扬的“公平”“平等”相悖，更与美国的体制性矛盾密切相关，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缺陷的一种直观体现。

超级短线（参见：《施蒂格利茨：不平等加剧暴露西方深层问题》《美国中产阶级上层财富持续缩水》《我们赚的钱实在是太多了：美国超级豪富集体焦虑》等）